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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的篆书发展

2015-02-27

   清末最具代表意义的篆书家是吴大徵、吴昌硕等人。

   吴大徵(1835年—1902年)是晚清着名的金石考古学家,他富收藏,政余手自摹榻,极为勤奋,他以小篆笔法作大篆,匀净挺拔,雅洁隽永,气息醇雅,书气盈然。他与人通信,尝以篆书为之,此固其好古成癖使然,亦可见其篆书功底之深厚。吴大徵大篆书创作上于邓石如取法尤多,而又能与钟鼎铭文合而为之一,兼取阴柔与阳刚之美,实属难得,于后世取法金文典雅匀净一路书风者影响极大。当然,对其篆书也不乏非议者,如近人马宗霍在《霎岳楼笔谈》中即称:“客斋好集古,所得器最多,手自摹榻,而下笔却无一毫古意,其篆书整齐如算子,绝不足观。”此论虽颇有理,但吴大徵在晚清时期固守国粹,传扬国粹的贡献的却是抹灭不了的。

   吴昌硕(1844年—1907年)在书法上是以石鼓文和行草书称雄于世的,他诸体皆能,但其真隶、行、草中皆有浓重的篆书意韵。他的篆书,以《石鼓文》为体,凝炼遒劲,气度恢宏,自出新意;他在笔下融入《祀三公山》、《太室石阙》、《开母庙》、《禅国山》等碑的意态,篆隶互通。吴昌硕主张:“古人为宾我为主。”表明了他在书法创作上有着极重的自我创新意识,他在结体、用笔、章法上都有独到之处,奇崛而有计工拙。他“寝馈于《石鼓》数十年,早、中、晚年各有意态,各有体势,与世推迁。大约中年以后结法渐离原刻;六十左右确立自我面目,七、八十岁更恣肆烂漫,独步一时。世人或以为先生写《石鼓》不似石鼓,由形貌看来,确有不似处。岂知先生功夫到家,遗貌取神。用他自已的话说,是临气不临形的。吴昌硕的成功是足以惊世骇俗的,他的诗书画印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,是“近现代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巨匠。如果将其生活的年代称之为吴昌硕时代,就书画印方面说,恐也并不过分。其风格流派影响国内外直到当代。就书法讲,他所开启的风格,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超前性。近百年来,在书法发展内在流程上,产生着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魁力,并笼罩着内在地规定着书法创作的审美选择。”在清末,除吴昌硕、吴大徵外,在篆书创作上较有影响的还有俞越(1821年—1907年)飘逸奇诡的草篆,曾熙(1861年—1903年)骨气峻逸的金文。